王军，三十年前曾经弹过棉花卖过手表，如今他是圣百服饰公司的总经理。

王军回忆。父母在生产队上劳动，在农村包产到户前，弹棉花作为一种副业，是不允许个人搞的，可大家还是冒着风险，偷偷摸摸地做。

因为弹棉花比种地更易挣钱，父母在生产队上劳动，一天挣的工分也就一二毛钱。可弹一床棉被能挣到几块钱，当时在农村里弹棉花，主人管吃管住；在城市弹一床棉被，可以挣到5块钱和二三斤粮票。碰上一天活多，挣上十来块钱没有问题。

固守几分田地，改变不了贫困的现实，不甘于贫困的家乡人不是坐等抱怨，而是纷纷走出家门弹棉花。尽管弹棉花与上面的政策不相符，存在着风险，但是大家还是不惜代价地干。

王军有一个叔伯哥哥就是弹棉花的，初中毕业后，王军就跟着叔伯哥哥学艺，当徒弟一天工资为8元钱，弹棉花的手艺学两年就可出徒。王军十六岁时从家乡出来，和叔伯哥哥搭伴走南闯北弹棉花。

出去时需要带上弹棉花的工具，可公共汽车司机一见他们是弹棉花的，连车也不让上，王军只得用两个脚板走，有时一连要走上二三天。

在外地弹棉花也是不允许的，要想在异地他乡弹棉花，必须有桥头镇劳动局服务公司开的证明，王军开不出这样的证明来，没有证明，连旅馆都不让住，王军只能蒙混过关。每年10月份，各地都要进行一次大检查，弹棉花也在被检查的范围之内，如果被逮着了，就按“投机倒把”来处理。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不敢在街上弹棉花，就买上饼干等食物，躲在山上，而桥梁下、铁道旁也成了他的藏身隐匿之所。

王军特别能吃苦，生意好时晚上就住进旅馆里，生意不好，只能睡在公园、车站等地方。在那个年代，王军一年能挣到一千七八，而普通农民一年也挣个几百元钱。

温州是全国最早的市场经济试点区，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很强，提前捕捉到了市场经济的风向标。

王军经年累月地在外面闯荡，每年只有在春节时才回一趟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回家时，发现桥头镇出现了新的变化。镇上的许多人家找上一张桌子，搬来一个凳子，摆摊做起了小生意，而且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经营最多的是手表的表带，表带的材质是人造革的，花花绿绿的，都是当地人自己生产的。后来镇上的人又到天津、上海购进表盖等手表配件，在桥头镇市场上卖。

王军改弦更张，做起了生意，与许多温州人一样，他从小处着手，从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只要有一分钱可赚，就会不遗余利地去干。

他投入二三百元购进表带，然后到甘肃、宁夏、湖南等地去卖，专门销售给修表店，商店等，进上一批货就走出温州，卖完了再回来，走上半个月，就能挣上几百多块钱。敢闯市场，也是温州人的特点。市场上泡酒的竹黄赚钱，王军就从浙江省杭州、金华等地购进竹黄，然后贩售到四川省广元等地，竹黄是一种药材，贩卖需要桥头镇卫生局的介绍信，可他没有，被四川当地的派出所拘了二十多天。

家乡成了王军做生意的桥头堡。由于我市交通、信息等相对闭塞，开放开发的也相对较晚，王军等温商进驻张家口后，他们将商品经济的观念、信息也带到了山城，促进了山城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

王军的生意是从一颗颗纽扣做起的，在回温州时，他发现桥头镇上的人从江苏省江阴、无锡等地生产厂家购进纽扣，然后到东北等地去贩售。

1985年，王军在东河沿马路市场租了一间门脸房，开了一个纽扣门市部。衬衣上的纽扣只卖几厘钱，西服上纽扣8、9毛钱，别人最初都置疑纽扣是否能赚到钱？其实纽扣的利润在40%至50%，小小纽扣却蕴藏巨大的市场空间。

市里有四毛、二毛以及服装厂，制做服装需要纽扣，有销售的地点。王军从老家进货，每次乘火车时，连背带挎携带好几个大包，经常因超重受到列车员的罚款。

在他经营纽扣前，四毛等企业都从市区百货公司进货。王军经营的纽扣，由于费用低，品种多，后来市区的几家服装厂都从他那里进货。

做纽扣生意必须要达到一定数量，他以张家口为“据点”，向北京延庆、山西大同等扩展生意。他将经营的触角伸向省外贸等企业，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的纽扣一年的销售量在几百万元以上，不得不通过火车发货。生意红火时，市区市场上的纽扣几乎都是他经营的。

一段时间，人们都在市区的制衣店里做服装，王军又在利华商场、百货大楼设立了纽扣柜台，后来，他又做起拉链等服装辅料的生意，由于他做的生意是市场的空白，那段时间，他实现了资本的最初积累。

1997年，他在武城街开了高邦专卖店，代理服装品牌。1998年，开始圣百经营自己的品牌，从广州、福建等地组织货源，在宣化设立店面，现在还开拓了铁矿等经营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