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驱车到新北市土城工业区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楼。大楼并非富丽堂皇，办公室的装修简单实用，可以看出郭台铭不是一个炫富之人。

　　但和诸多富人一样，教育公益是郭台铭的首选善举。

　　2000年，郭台铭以父母亲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永”、“龄”，成立“永龄教育基金会”及“永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2008年双亲接连因癌症过世后，又成立“永龄健康基金会”，期望为抗癌创新局。

　　“快乐要以慈善出发，唯有关怀社会才能提升台湾竞争力。” 郭台铭如是理解慈善的意义并践行，即豪爽地投出新台币7亿元来做“永龄希望小学”。

　　为了教育公益议题，此行我们行走台湾3县市，访问了台北市的金车教育基金会，新北市的永龄教育慈善基金会和南投县的博幼社会福利基金会。把3个基金会的理念放在一起比看时，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可以称之为“新希望（000876）工程”。

　　如金车说“简单的梦想，强烈的表达，梦想的力量引导人类成就大业”，永龄说“给孩子一个希望，许台湾一个未来”，而博幼说“让知识带希望回家”。

　　而永龄更将其一个教育公益项目命名为“永龄希望小学”，其实它并没有盖学校。这三个基金会的服务对象一样，即所谓“后进生”，永龄和博幼专注于为学业上的“后进生”补课，金车则愿意为家庭经济上的“后进生”提供人格、价值观、生活美学等教育，让他们与“先进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与大陆重硬件投入的希望工程不同，这三个基金会都在做“软件希望工程”，它们都不愿意看到“穷孩子落入永远的贫困”，认为“穷困孩子的唯一希望来自教育”。

　　郭台铭的“葡萄酒观”

　　“创办人郭台铭专注弱势家庭孩子的教育，做偏远地区儿童的课业辅导这件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事情，只因他相信解决社会贫富差距和教育不公越早补救，成效越佳”。亓甯是教育和慈善两个基金会的执行长，她邀请郭台铭的军师刘瑞煌顾问及鸿海发言人刑治平一起跟我们分享。

　　2006年，“永龄教育基金会”与台北县教师会共同推动“北县课辅试办计划”，此为“永龄希望小学”的前身。第二年，“永龄希望小学”正式起步，由博幼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原暨南国际大学校长李家同担任召集人，与8所大学及2个NPO合作，设立南投和台东2个研发中心，并开办了首批10所“永龄希望小学”分校。

　　永龄教育基金会董事长郭晓玲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不标榜精英教学，也不高谈快乐学习，因为在我们看来，只要每个孩子都有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就有机会创造自己的‘快乐’与‘未来’。所以，‘希望小学’是采取专注的策略，把资源放在最需要帮助的贫苦弱势孩童身上。”

　　“永龄希望小学”带头做了一年，第二年台湾教育部就宣布，全台中小学开办弱势家庭“携手计划”课后辅导。这是一例先社会后政府，民间组织推动公共政策的好事。

　　亓甯介绍，郭台铭希望提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有追求未来的机会与竞争力，发挥向上跃升的潜力，达成教育脱贫的美好蓝图。

　　在“永龄希望小学”流行着这样一则“名言”――郭台铭送给孩子们的一句话：“酿最好的葡萄酒的葡萄，通常生长的地方都是最贫瘠的……”

　　作为世界顶级的电子产品制作商，郭台铭自然没有忘记把自己的新产品，给希望小学试用。2010年郭台铭又捐3亿新台币给“永龄希望小学”扩校，并捐赠了鸿海自行研发的“电子书包”。

　　这是一个类似苹果iPad的产品，触控屏幕、内建3G无线上网功能，可自动下载教材。软件内容由永龄基金会研发教材，硬件方面则由鸿海生产，目的是让弱势学童更有学习兴趣。

　　每年有12000人次接受“永龄希望小学”专业的弱势补救教学，受课辅后成绩达原班程度，由8%升至34.5%。今年一位永龄希望小学出来的孩子谢明勋考上台北建中体育班，“这是台湾最好的高级中学”。亓甯颇为自豪。

　　李家同的“穷孩子”情结

　　“办教育，不可能长期依靠义工，还是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团体的支持。”台湾家喻户晓的教育家李家同说。

　　李家同曾担任过暨南国际大学校长，著有多本教育专著畅销书。退休后，其在台湾的心脏地带南投县埔里镇坐镇做教育公益，担任博幼基金会董事长，至今已10个年头。

　　永龄教育基金会亦公开表示，认同博幼基金会“穷困孩子的唯一希望来自教育”的想法。共同的理念，让李家同与郭台铭走到了一起：2007年起，李家同担任“永龄希望小学”的召集人。

　　“博幼基金会做的是‘穷孩子的希望工程’，主要做法就是请大学生为偏远地区的孩子补习，在没有大学生的地方就培训家长做辅导老师，所有的辅导老师都领补助。” 李家同对本报到访者表示。

　　教育家李家同与企业家郭台铭在帮助“穷孩子”这件事上的共识，使得“专业”与“财力”这两项核心资源面向台湾弱势孩子倾斜，书写了台湾公益事业的一段美谈。

　　作为教育家，为什么不去设计顶层教育改革，而要辛苦做一线公益，辅导偏乡后进学生？

　　“穷苦小孩有同情心就做了，那些精英干的事情我不感兴趣。”李家同似乎更关注实践中能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理论建设。

　　李家同是如何将“程度最差的学生拉拔起来”的呢？

　　目前博幼基金会设立11个分点，每个点设立一位事务官，共进入台湾13个偏乡，辐射117所中小学，每年惠及2500多名学生。一共动用387名课辅老师，其中199位是学生家长，154位是大学生，另有34位专职老师。辅导班的地点也很多元，有的设在教会，有的设在派出所，有的设在乡代表会，有的设在社区活动中心，还有的就设在私人家庭里。

　　除了“直营连锁店”，还有18家“加盟店”，基本上是教会机构，由对方负责所有行政，基金会负责提供教材、教法，以及辅导老师补贴。

　　“像蛮大的一所学校，因材施教，相当昂贵，都是采取小班制，一班6至8人。”让李家同高兴的是，执行效果不错，学生出席率9成以上，学生们看到参加补习有进步，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从“后进生”升级到平均水平。

　　尽管从博幼基金会的运作人员看来，其教育公益成效显著。但似乎并未获得当地政府的关注。

　　“教育部门从来没有人访问我们，正式教育机构对我们这一套没有兴趣。我认为他们有点妒忌我们。”李家同笑称。

　　目前，博幼基金会的财源主要来自个人小额捐款，当然也有几家大企业长期支持，如郭台铭的永龄教育基金会、汇丰银行等。

　　显然，李家同的名人身份，对筹资的稳定性和渠道的多元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兰巴伦”

　　兰花环绕、咖啡醇香。沿着伯朗咖啡馆旁边的楼梯而上，一场美术展迎面扑来。

　　这不是某位文艺人士的个展，而是金车教育基金会审美教育。

　　金车教育基金会是由台湾知名饮料和食品公司金车公司出资成立，而伯朗咖啡正是金车公司的重要产业。

　　作为慈善公益的一员，金车教育基金会最享有盛名的是夏令营服务。有国内营队，也有国外营队，组织以生态、英语、休闲、美学等为主题的教育和交流活动。这样的夏令营持续了27年。而国外的营队活动，必须跟当地有做文化交流。比如欧洲、日本团等。

　　“这才是最好的沟通方法。一般情况，志工团队以及参加营队的孩子们早上跟当地学校的孩子上课。” 总干事曾清云对本报来访者表示，其营队分两类，一类叫做使用者付费，即家庭有能力的孩子要付费来参加营队，但家庭困难的孩子、偏远地区的孩子不需要付费，基金会提供三餐食宿、交通等所有的费用。

　　除夏令营之外，金车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审美培养。

　　据曾清云介绍，伯朗咖啡馆二楼的金车文艺中心，基金会每个月需支付20万台币租金，主要用途是免费提供给青年艺术家做展场，比如那些深爱艺术但没有太大名气的大学生，通过这种展览让他们有更多被人发现以及欣赏的机会。

　　显然，金车教育基金所做的公益项目，与大陆目前普遍做法不一样。

　　“形式不一样，但帮助他人的初衷是一样的。”曾清云称，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国际著名教育家，神学家史怀哲有一句名言“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兰巴伦”，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要完成的使命，这也是金车教育基金会的精神信仰。